德纳第夫妇的酒店足够大，
容不下世上你我她。
希望朋友们各自珍重，
精神世界的波西米亚女郎们，
四海可居，
普天为家！
他死在一个春天
“他们要给你的老师过生日了。”
“我的老师？”
“一百年了。”
一开始，我就注意到他了用的是年，而不是岁。但我没有去想，比起量词使用的偏误，我似乎更担心这个单位前面的数字。
于是我说：“我没有那么长寿的老师。”
“华诞。”
他更正道，又转身，奇怪地看我：“所以你还没有接到通知。”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明白发生了什么，随即失去了继续这个话题的兴趣：人都死了，还有什么生日好过的。这是要做什么呢？以死人的名义，大摆宴席，为自己能分一杯羹罢了。只是不知道这么冷的天气，会不会影响他们赚得盆丰钵满。
“大冬天的，会有人去吗？”
“你都不关心一下是谁的生日！”他愤懑地尖叫起来，转而敲打我的脑袋，用滑稽的笑声告知我他严肃的态度不过是故作玄虚。“坏学生！”
“没有人在意。”我把他的爪子拨开，“他都死了。”
寒风让我打了一个喷嚏，“谁在背后骂我。”
我试图岔开话题。
“你的老师正在地下哭呢。”他把他又大又厚的帽子扣在我头上，我挣扎了两下，没逃过，不得已，只好顺从了他的意愿：“是我的哪位亡师？你若也在那帮组织者中，我去还不行。”
他又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看我。我气得要死。在我一拳打在他眼眶上之前，他知趣地给了我一个名字。
天更冷了。
“一百年……已经那么久了吗” 我打着寒战，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这不难理解：他死了，”他学我先前的语气，“人们不会注意死人的事情。”看我不言语，他继续喋喋不休，然而出口却是更加恶毒的话：“而事实是，他活着时，也无人在意。”
“积点口德。”我警告他。我不想他这样说我的老师，虽然他已经死了，虽然他说都是真的。
“告诉我时间地址吧，我大概会去的。”
然后他就又开始那样看我了。我瞪他。他便伸出手把那顶帽子使劲往我头上摁。沉重的黑黝黝的帽子立刻遮挡住我的视线。
“你干什么！”
我肘击了他的软肋，他后退几步，放弃了对我的钳制。
可是那顶帽子还是扣在我的头上，有如千斤。
他站在几步之遥，弯着腰，缓了许久才再度开口，仿佛给出答案要花费他很大的力气。
“你知道这事是谁在张罗吗？”他嘴角上翘，露出了一个轻蔑的弧度。“他们。”
这时，他站直了身体，伸出手臂，如同指挥千军万马，声讨着一个方向。
我呆立在冬日冷酷的光明里，竟有些不敢去看他指的地方。
我该猜到的。
“他们怎么敢？”本应厉声呵斥的时候，我喃喃自语。
谋害者高唱凯歌，用享受他死亡的方式，庆祝他的诞生。
“这不合常理。”
曾经他们不会这么做的，因为那时亲手害死他的人就在他们之中，主持大局。他们不会纪念他，因为他们从不承认自己的错，不正视自己的罪。
同样的，如今他们也不该纪念他，因为当年刽子手的学生们仍在他们之中，身居高位。
他们不配纪念他。
“是为了钱吗？可他们要怎样才能绕得开那段历史。”
“他们本就没有心，而你，缺乏大脑。”他平静地看我，用宣判性的语调讲话：“你让愧疚肆意妄为，你甚至计划将金钱与才华献祭给那些害死你老师的人。”
“想成为同谋吗？”他几步上前，逼问我，“还是你本就想体验愧疚。”
我把那顶高帽子摔在他的脸上，抚着被压弯的脖子，声嘶力竭地反驳他的指控：“用不着你主持公道。你若真有这等本领，罢了那帮人呀！”
我的老师死了，却还轮不到他的学生纪念他。
“你为什么哭？”
他明知故问：“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这种事。”
寒风凛冽，我流着泪，向苍茫大地起誓：“我永远，永远也不会习惯这里的冬天。”
我的老师死在寒冷褪去的时节。在春天，他绝望地拥抱了彼岸世界的安详。
为什么他会死在一个春天？
我从来想不明白，春天怎么会带走青翠过肃杀的枝叶呢。可是同样温暖的太阳啊，他们杀死了野百合，把他的头拔掉，身子扔在枯井里。神经粗得像麻绳的风，也是在这里被折断的。
他怎么会死在一个春天？
我从来想不明白，春天本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词汇啊。我努力不去想希望本就是失望者才渴求的，春天本就是冬日里最大的希望。
也不知道是被什么支撑着，总之我的老师走过了一个个看不到头的凛冬，终于在最接近春天的那个春天死掉了。
如今我照旧在冬日踱步，同样不知能否捱到春暖花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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